拜登执政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将影响当前中美关系走向，因此倍受智库关注，并产出一系列分析文章和咨政报告。其中不乏以“冷战思维”和价值偏见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论述。自称“促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建设性领导和参与能力”的“无党派组织”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Council）于2021年1月底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以下简称《更长电报》）匿名报告，被普遍理解为“搞‘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该报告建立在中美处于结构性对抗关系的预设上，通过曲解、抹黑和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及发展目标，从经济、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系统性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构想。这份公开发表于拜登执政伊始的报告在短期内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对中美关系具有潜在影响，却尚未出现对此的学理性解读，因此，有必要辨析其内容的真伪和价值取向。而且在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冷战思维的讨论中，系统性的研究文献相对匮乏，《更长电报》则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美国战略界强硬派鲜明的对华立场及策略，是研究和把握美国智库涉华认知水平、具体主张和话语策略的重要参考。

一、《更长电报》概况及解读价值

负责《更长电报》的编辑团队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的斯考特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Scow⁃croftCentreforStrategyandSecurity），在包装报告话题和重要性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例如以秦始皇兵马俑图片作为封面隐喻“中华帝国”；在前言中称匿名作者是一位在对华外交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又说理事会之所以史无前例地同意匿名发表，是因为作者的见解和建议对于面临着时代挑战的美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值得美国及其盟友决策者充分关注”。实际上，美国智库炮制出的渲染“中国威胁”论和鼓吹遏制中国崛起的咨政报告已不胜枚举，如兰德公司近期发布的关于中俄意识形态对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潜在影响的报告，但向西方舆论界和决策者传递冷战思维的话术大多相对隐晦。然而，《更长电报》的作者和编者则直接将其与冷战史上著名的乔治·凯南（GeorgeKennan）“长电报”（longtelegram）联系起来。这既属于自吹自擂，更是不加掩饰地怂恿美国及其盟友决策者对华实施“新冷战”政策。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LewisGaddis）曾将“长电报”的主题总结为：二战期间和其后的美国对苏政策的整个基础存在错误。凯南将苏联描绘为一个“专制传统早已与意识形态强制相融合的国家”，因而苏联认为外部世界都是敌对的，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对于缓解斯大林猜疑的任何努力无济于事，只能注意自保并等待苏联体系内部发生变革。总体看《更长电报》的行文逻辑仿效“长电报”痕迹明显，即试图“透视”中国周边环境、内政和对外战略，寻找中国战略优势和“脆弱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华战略构想。但是，该报告对于“中国威胁”的塑造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污名化处理简单粗暴，远超凯南“长电报”的限度。在一些看似理性的分析中，作者刻意地歪曲事实并代入价值判断，设定“背景知识”使读者不经意地接受某种反华谎言，如子虚乌有的“种族灭绝”和香港人权问题等，企图达到将中国政府妖魔化的效果。

该报告正文分为两部分：1.美国调整对华战略的必要性，包括阐述“中国挑战”的意义、反思美国对此的回应、分析中国内政和“对美战略”演进、建立长期的对华战略；2.有效的美国对华战略内容，包括重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手段、威慑和阻止中国逾越美国“红线”、国家安全重大关切的领域、公开战略竞争的领域、继续开展战略合作的领域、赢得全球理念（worldview）竞争的胜利、战略执行等。

从报告结构和篇幅方面看，作者着墨的重心置于第一部分，对战略手段布局的阐述较为笼统，但观念尖锐且覆盖面广。可以初步判定《更长电报》造成的国际舆论影响，主要建立在刻画中国政治体制和战略缔造的特征以及明确全面遏制中国的观点上。因此，需要联系性地综合考量凯南“长电报”和分析美国近年对华政策，以把握《更长电报》的新内涵。解读工作首先从战略构想的逻辑起点出发，评价该报告对于中美关系形势的战略判断存在哪些认知问题或特别之处；其次，厘清作者的战略目标，揭示美国智库秉持的冷战思维内核；再次，梳理和评论报告所布局的战略手段；另外，结合拜登政府内政外交新举措，指出这一系列战略构想得到哪些现实印证；最后，综合评估该报告对于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和启示。

解读《更长电报》的价值不同于分析美国政府文件。研究后者旨在把握美国政府施政方针和理念，从而预测美国外交政策在未来一定时段内的走向。《更长电报》仅能代表美国智库中对华强硬派的一种声音，然而它诞生于国内政权更迭和西方阵营试图逆转颓势的大背景下，存在影响政府战略决策或与其他战略构想形成合流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美国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政治精英复活，智库精英在建制派执政后重返决策中心，利用“旋转门”机制通过输送政策精英、撰写政策报告和塑造政策话语共识等路径影响决策和舆论，其中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激烈辩论结果将对未来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客观上削弱了西方阵营主导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权威，美国必然习惯性地围绕利益冲突、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等问题，调整对华战略以巩固其在体系内的霸权地位。观察和比照这种内外形势可知，智库对华强硬派占据舆论上风与政府调整政策导向，几近同步。有学者分析了17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战略角色的认知和塑造已出现显著变化：不再延续此前的“伙伴”认知，而将中国视为其首要威胁来源和竞争对手，这在2017年报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综上所述，《更长电报》在当前美国有着深厚的政治及学术土壤，必然对政策界和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美国政府采纳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一决策咨询产品，则该报告所秉持的冷战思维必将转化为具体的遏制中国之政策。因此，必须重视《更长电报》及同类相似报告对于缓和中美关系的潜在威胁，强化有关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下的风险评估以及应对能力。

二、战略认知：更新涉华判断以修补政策缺陷

（一）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

在《更长电报》看来，凯南“长电报”评估苏联内部运作方式并根据复杂的政治现实制定美国战略体现出一种洞察力，而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一大缺陷正是没有对中国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特别是尚未理解所谓中国政治的“断层带”和“脆弱性”。

作者判断中国政治是复杂且有裂隙的。其分析所谓的“断层带”，实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式进行一系列攻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经济和党建政策等进行完全错误的定性和评估，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承诺的履行能力，唱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将中美关系的恶化归结于中国“不必要的挑衅”。通过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国家和民族割裂开来，《更长电报》声称大部分中国家庭对美国抱有好感，只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和美国疫情治理的失败，给了对手“诋毁西方民主”的机会。作者对于美国形象呈现出一种盲目自信，轻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而刻画出一种“脆弱性”党群关系，提出美国决策者不应当再将中国视作单一政治实体来对待，而中国对于美国内政复杂性的认知和相应举措（如对美国某个州、企业、学校、智库团体等采取不同于对华盛顿的态度）值得美国借鉴。换言之，该报告主张美国对华进行战略竞争时应当将矛头（包括话语工具和具体政策）直指中国共产党以挑拨中国党群关系。这种战略判断显然无法绕开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的杰出成就，只能臆想出战略推进背后的“脆弱点”。于是，作者围绕中国战略优势和所谓的“脆弱点”问题进行了论述。

《更长电报》首先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目标，并尝试对中国政治利益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该报告指出了当前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的25个战略优势：目标明确的国家大战略、预测和应对挑战与机遇的制度能力、国家监管能力的提升、经济政策对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近二十年所建设的现代经济基础设施、显著的创新能力、没有以美元计价的重大公私债务、军队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快速掌握网络作战能力、空间体系建设、核三位一体的逐步强化、判断美国“军事保护台湾”意愿正在下降、南海造岛战略成功、朝鲜问题降温、中俄关系深化、对东亚区域经济影响力增强、与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关系稳步推进、对欧洲经济政治影响力增长、美国相应对策缺位、在多边和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外交参与、中国崛起“必然性”的国际认知、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民族韧性、关于中国历史进步性的高层共识、关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党内共同信念。作者紧接着罗列了所谓的中国战略“脆弱点”，实为以西方价值观批判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政商关系、宗教政策、政治经济的“中国模式”，低估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打击“藏独”新疆分裂势力 “港独”势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以狭隘片面的视角看待中国人口、收入、债务和公共财政、高等教育、环境治理和能源安全等问题，唱衰中国软实力、国际机制影响力和“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性，还捏造人权问题，甚至造谣称中国对非洲人民种族歧视。最终，报告得出了所谓的中国战略优势并不大于战略“脆弱点”的结论。

然而，该报告对于当前中国内政外交的战略判断，无论是所谓的战略优势还是“断层带”和“脆弱点”，论述中都夹杂着非常多的偏见、误解和诋毁，根本上缘于对当前中国国家利益的错误界定——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而产生一系列误判。这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典型表现，即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构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在“学术研究”和“去意识形态化”旗号下臆想或捏造中国社会问题所做出的悲观预测，难掩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并不能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如果美国试图着力于这些所谓的战略“脆弱点”制定从外部瓦解中国政权的政策，显然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的根基。

（二）急欲扭转特朗普对华“政治惯性”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急剧转变了自中美建交以来的美国对华战略，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均纳入国家安全竞争的视域，出台若干打上“美国优先”标签的内外政策，并把握国内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交网络平台兴盛的机遇，综合运用一系列政治修辞进行广泛动员以支持其政策偏好，旨在以攻击中国服务于缓解国内政治和经济难题。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如国外学者所希冀的那样制定捍卫或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战略，而是以具体的对抗性政策和话语工具建构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局面：在对华关系层面，大打“台湾牌”，无视经济相互依赖的“压舱石”发动“贸易战”；在地缘政治层面，联系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构建“印太战略”框架围堵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机制层面，以“退群”为手段威逼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转向“美国优先”；在军事层面，组建太空军、追求绝对核优势、退出《中导条约》，从而激化军备竞赛等。特朗普执政伊始造就的国内外政策大变动及无序状态，引发学者们思考其有无大战略、能否实施大战略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后，美国智库仍在继续推进战略竞争的基础上反思当前对华战略和政策的效能。

《更长电报》在这股反思潮流中批判到，特朗普政府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的缺陷达到了“对于国家责任玩忽职守”的程度，美国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综合的、可操作的和跨党派的新国家战略，以指导未来三十年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就是一种对华战略，但在执行方面却是混乱乃至矛盾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战略竞争是一种教条主义态度的政治宣言，而不是一种可供实施的全面战略。之所以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存在严重缺陷，是因为决策者的“政治惯性”（politicalinertia），即机械地沿用凯南时期的遏制战略思想，对当代“中国威胁”缺乏全面且理性的战略评估，而《更长电报》迫切地希望扭转这种政治惯性。

《更长电报》认定中国凭借着军事和经济规模以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全球理念，挑战了美国包括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贸易投资、资本市场、美元地位、技术发展、人权、全球可持续性发展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在内的各项国家利益，正以苏联从未做到的方式挑战美国全球和区域的主导地位。在作者看来，当前中国是“改变现状”型的国家，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亚太地区战略主导地位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构成威胁，而特朗普政府没能及时凝聚遏华共识，其应对政策充斥着反复和矛盾。实际上，特朗普执政初期基于国内政治逻辑和经济维度推行的是对华挂钩战略，被秉持地缘政治逻辑的建制精英视为“重经济轻安全”，从而遭到行政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嵌入反华偏好的具体政策设计。由于复苏经济不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攫取最大支持，特朗普在后期默认幕僚行径、接受“中国威胁”论话语乃至鼓吹对华战略竞争、极限施压。伴随着特朗普的下台，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共识逐渐成型，《更长电报》由此倡导建立长期的战略应对上述“中国威胁”且不满足于“遏制”的程度。

凯南的“长电报”曾分析苏联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认为其将因内部矛盾而最终瓦解，冷战时期美国整个遏制战略基本建立于这一战略评估之上。《更长电报》自诩的创新点就在于“超越凯南”的当代战略远见（strategicvision）——把握中国区别于苏联的特殊之处。一方面，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美国正处于新的战略环境且面对更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简单照搬遏制战略或与中国全面“脱钩”都将有损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战略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能够平衡政权与市场的矛盾以保持经济总体向前可持续性发展。此外，作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重视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在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要远强于苏共。因此，《更长电报》强调美国决策者不应该把赌注押在等待中国内部瓦解上，制定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必须“超越凯南”。其隐含的意思是，美国应当优先考虑从外部瓦解中国政权。在全球疫情暴发后提出的这种进攻性观点，反映出一批美国保守派智库人士围绕“遏制中国”和中美“新冷战”方面愈加激进的立场。

三、战略目标：重塑国际秩序以护持霸权地位

《更长电报》在战略目标方面也“超越凯南”，或者说摒弃凯南关于国际秩序的均势构想，其中冷战思维的新追求是重塑国际秩序以护持相对衰落的美国霸权地位，乃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极格局。

（一）基于霸权诉求力推核心利益拓展

凯南深受俾斯麦、摩根索等现实主义者的影响，围绕人性、权力和国际社会等问题形成了一套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他在遏制战略中主张在欧亚大陆恢复均势，“最终目的不是将世界分割为苏联和美国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是使欧亚两洲出现长久的权势中心，不被苏联压垮。凯南均势思想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保守、克制的，反对国家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泛滥，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自身利益范围覆盖在整个世界上，因为这将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体制进行反噬。《更长电报》作者的思路与凯南相反，大力主张将美国的“朋友”“伙伴”和条约盟友的利益也纳入界定自身利益的考量中，这并非为了字面上的“共同利益”，而是针对美国在外部遭遇的“双重危机”，基于美国霸权诉求来重塑国际秩序。

一方面，当前美国霸权合法性因其领导力下降而几近殆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不惜以其长年建构和主导的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关系为赌注，在利益分配上不顾伙伴和盟友的身份进行极限施压。在饱含西方契约精神的国际制度面前，以各种手段冲击既定国际规则，扰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则用行动“推翻”美国学者鼓吹的“霸权稳定论”。特朗普政府谋求单极霸权的意愿和行为，最终造就了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美国霸权的结果，因此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传统要求扭转此局面、提升其霸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永久霸权愿景相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全球治理多元化参与的必要性，客观上要求逐步调整西方阵营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不公平、不合理的成分，然而美国不愿放弃建立在这些成分上的霸权利益，选择压制新兴国家和拖沓全球治理议程的策略。在美国战略界强硬派看来，中国是单极格局幻想的阻碍之一而美国单方面力量已无法消除，所以利用话语将中国塑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散布中国正在区域乃至全球构建霸权体系的谣言，便于在各领域的具体议题上制造反华共识。

基于此种战略目标，《更长电报》指出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应包含这13个方面：保护美国免遭核攻击威胁；确保美国核保护伞覆盖条约盟国；维系好由美国47个条约盟友组成的全球网络；维持绝对的全球常规军事优势；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武装台湾，使其与美国一同抵御未来的武装攻击、网络攻击或海上封锁；抵制中国对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主张；阻止中国推进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保持全球最大国家经济体的地位；保持在所有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持美元国际地位；预防灾难性的全球气候变化；维护、扩展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现行规则，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围绕这些“核心利益”，与中国至21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相呼应，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对华战略的十项核心原则：必须基于美国权势的四大支柱（军事实力、美元地位、技术领先和美式价值观）；必须从解决国内经济和制度弱点开始；必须立足于国家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呼吁“捍卫自由民主”）；必须充分协调主要盟友对华统一行动；必须满足主要盟友和“伙伴”更广泛的政治经济需要（允许他者“搭便车”）；必须重新平衡美俄关系；必须着力于所谓中国内政的“断层带”并分化中国共产党；必须记住所谓中国战略的“现实主义本质”；必须意识到中国目前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心态度会随着未来军事平衡的转化而改变；必须理解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政治的重大意义。相较于特朗普时期总体上的战略收缩，该报告毫不避讳地将美国利益拓展至全球范围和多元维度，甚至触及中国底线（台湾问题和岛礁及海域主权），并不顾忌中美矛盾激化的风险。其提出的前五条原则与美国民主党主流政治取向、拜登团队竞选和初任时所表现的战略理念相契合；而践行后五条原则其实难度可观：拜登对俄立场一向偏于负面，不太可能出现奥巴马式的“重启”对俄关系；即使意识到中国政府当前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愿与美方发生军事冲突，但低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而加紧对华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刻意抹黑中国形象及对华意识形态敌视，无疑都将事与愿违。

（二）塑造“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

《更长电报》提出的对华战略以重振美国软硬实力为基础，以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幌子，以优化其主导的同盟体系和其他关系网络为手段，以所谓的中国战略“脆弱点”为攻击目标，旨在改变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在短期内，通过重组国际格局中的权势分布，压缩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机遇；在中长期内，寄希望于诱发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来颠覆中国政权，最终实现美国霸权的绝对优势。

为掩饰真实意图乃至使霸权诉求合理化，作者遵循上述“核心原则”构想了自认巧妙的策略。例如，倡导在话语上摒弃自我利益优先，超越单纯的中美对抗，将保持美国权势与维护国际秩序两者进行框定，才能壮大反华同盟体系；优化盟友关系来改造各个层面的格局——在亚洲协调日韩澳以加强美国权势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与德英法荷加等国的经济军事联系，同时拉拢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尼和新加坡成为战略伙伴，就对华战略形成步调一致；积极把握用全球疫情指责中国的“绝佳机会”以孤立中国，联系盟友阻挠中国从RCEP中获益；缓和美俄关系，制造舆论破坏中俄友好关系等。

作者战略目标“超越凯南”的逻辑起点，一方面在于美国自二战后的霸权主义战略思维传统，另一方面在于破坏其所理解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执行和目标。其认为中国对外战略受传统思想影响，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的，以均势理论为基础，所以美国应当避免促成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在作者看来，中国治理之道善于进行力量的计算和比较，偏好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所谓的中国“对美战略”中始终根据双方力量平衡状况调整战略模式，尤其是抓住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战略机遇期”，力图实现多极格局从而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战略的调整和明确遭到了美国战略界的非议；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无法接受在一些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表态强硬的中国，也对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军队建设和科技创新的规划感到焦虑。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对美战略”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能肯定的是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为美国运用各种手段对华极限施压提供了机会。由于以霸权主义攻击均势理念比较缺乏道义，《更长电报》刻意放大或歪曲了当前中国大战略的外部性，从而将中国塑造为一个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悖的“共同威胁”和潜在霸权，例如，声称中国争取在十年内将“军事霸权”拓展至第二岛链；中国将加快向印度洋地区的力量投射；中国将谋求国际社会的二元分立；“一带一路”倡议是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基础等。

作者所代表的美国战略界对华强硬派的合理化策略是，美国虽然建构和修复霸权秩序的战略目标暴露无遗，但其所谓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要优于中国，而中国对西方生活方式构成威胁，所以美国的“伙伴”和盟友继续支持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领导权才是最优解，美国霸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被画上等号。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取得卓越成就，没有如西方所愿而发生制度更迭，这令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中国有选择性地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一种对霸权地位不自信的危机感。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体系依赖于其盟友对等级制合法性的认同，而与中俄的“讨价还价”最终没有有效建构这种认同，可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于美国霸权的示范效应。于是《更长电报》提出美国必须通过安全保障、经济政治援助和意识形态共识，来强化“伙伴”及盟友对美国霸权的认同，以便有效地对抗中国，这显然增添了冷战思维的新内涵。

四、战略布局：明确全面对华遏制的领域及手段

在战略布局方面，《更长电报》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必须明确所谓的“红线”，且决不允许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逾越”之——无论通过政治说服、积极威慑，还是运用经济、金融或军事力量，“红线”都必须得到执行，这对于美国全球声望和战略信誉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在内部决策中明确准备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来威慑和挫败中国的行为，明确中国的哪些行为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框架所可以“容忍”的，明确在哪些领域与中国继续合作仍符合美国利益，最终制定出一整套行动清单。作者对于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执行中的“模糊性”处理表现出排斥态度，认为“这被中国视为美国的软弱，反而鼓励了中国继续冒险”。作者希望美国明确与华战略竞合的界限，实为主张决策者收缩中美关系的缓冲带，将两国对抗局面变得明朗化且不可逆转，这也明显背离了传统冷战思维。基于当前中国政治的战略判断和对既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以及重塑单极霸权秩序的战略目标，《更长电报》在国内外两个维度上布局的对华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重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华战略执行必须建立在美国未来坚实的权势基础上，正如凯南“长电报”着重分析苏联终将瓦解的因素是基于美国发展模式永久成功的假设，然而当前这种假设已不再成立，美国不仅要聚焦所谓的中国战略“脆弱点”，更要弥补国内脆弱性，否则终将失败。因此，作者列出短期内红利并不显著但极其重要的国内战略性任务清单：1.扭转包括5G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趋势；2.扭转STEM教育、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的公共投资下降趋势；3.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高精尖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4.发展新移民政策以保证人口增长和人才引进；5.调整国家预算、债务和货币政策，避免通胀危机和美元地位削弱；6.缓解国内政治体系、制度和文化中的分歧；7.树立政治决心维护、构建乃至扩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者还强调两党必须将上述任务都视为安全问题来重视，如同20世纪50年代对待苏联核挑战那样，达成应对中国的共识。

第二，威慑和阻止中国逾越美国“红线”。作者认为，美国应当厘清威慑和阻止中国的哪些行为（且一旦威慑失败将直接干预），并通过高层外交渠道传达给中国以引起注意；当威慑失败、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时，则公开这一信息以获得舆论和盟友支持，其中针对中国制定的“红线”包括：1.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行为，或没能果断阻止朝鲜如此行事；2.任何对台湾及近海岛屿采用“军事攻击”的行为，包括经济封锁或对公共基础设施和机构的重大“网络攻击”；3.任何为钓鱼岛和东海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而攻击日本军队的行为；4.任何在南海为开发和“军事化”岛屿、对其他主权声索国部署武力，或阻止美国及其盟友海上力量完全的“航行自由”而采取的“敌对行为”；5.任何攻击美国条约盟国领土主权或军事资产的行为。此外，《更长电报》还罗列了若干重要性略低的国家安全重大关切：拒绝参加核削减的实质性谈判；威胁美国太空资产和全球通信系统安全；对美国及其盟友政府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重大“网络攻击”；对美国条约盟友或其他重要战略“伙伴”（包括印度）进行大规模军事或经济挑衅；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如果中国有所触及以上关切，美国也要加重对华进行严惩。

第三，在特定领域公开对华战略竞争。《更长电报》认为明确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可以减小在非利害攸关领域出现强制性冲突的风险，但这些必须是相信美国可以且将会获胜的领域，包括：维持当前在印太地区的军力水平，确保强大的地区威慑力；稳定对俄关系，并鼓励日俄关系缓和；劝服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促进日韩关系正常化，防止韩国在战略上继续向中国靠拢；优先考虑美国与各个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和菲律宾）的贸易投资、外交和安全关系，防止东南亚向中国靠拢；保护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关键新技术不被中国获得；最大限度地整合北美市场以巩固对华长期优势；重新谈判和加入TPP；与欧盟谈判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并包含科技等潜在议题；与“朋友”和盟友合作，通过改革后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中国“履行相关承诺”；振兴WTO机制，而非倾向于全球保护主义；与盟友加大对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的投资规模，鼓励新兴经济体从中获取发展资金，从而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位置；重振联合国及其他作为全球政治治理基石的多边机制或国际组织；重建国务院，使其能在外交上与中国进行全球竞争；通过美国国家开发署和盟友增加海外援助；加强多边人权制度安排，持续向中国施压。

第四，在某些领域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更长电报》指出这并非“讨好中国”而是符合美国利益——美苏对抗最激烈时在军控方面也取得了合作成果，有限度地对华合作旨在突出美国占据霸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亦能够对中国内政产生分化效应。其罗列的“合作领域”包括：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将其首次纳入全球军控体系；就朝鲜“实际无核化”进行合作；谈判关于网络战争、“网络间谍”及“和平利用太空”的双边协议；谈判未来限制人工智能武器的问题；在G20内就全球经济金融展开合作，预防危机；运用多元机制与中国进行全球气候合作；利用未来高科技进行医疗卫生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合作领域在特朗普时期曾停滞不前，拜登当选后修正前任刚性遏制，寄希望于“弹性遏制”政策来与中国战略竞合以突破无法“占便宜”的僵局，恰恰反映了这些合作议题对于其执政稳固性的重要意义。

第五，加强对华意识形态斗争。有学者指出，今后“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很可能演变为“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并没有罗列明确具体的做法，而是在话语上将“充分参与对华意识形态斗争”和“赢得全球理念竞争的胜利”两者紧密关联，把中国塑造成秉持邪恶价值观、主动挑起意识形态冷战、攻击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异端，从而论述美国“维护自由正义”的使命意义。为此，《更长电报》极端排斥中国政治体制，诋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甚至称国际舆论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呼吁尊重中国价值观是“愚蠢且危险的”。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更长电报》强调对华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显得非常频繁、犀利且尖刻，鼓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声捍卫自由民主”并攻击中国内政。可见，这种参与全球理念竞争的路径并非依托其所谓的价值优越感，而是依赖于日趋衰落、虚有其表的话语霸权。

五、智库战略构想与拜登政府政策实践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出版这部《更长电报》刻意粘连着凯南的“长电报”，并且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政策的“保守”，加上诋毁性、攻击性和煽动性的话语，使读者产生中美关系将走向“新冷战”的联想，确实蕴含着美国战略界冷战思维的新内涵。报告中的美国对华战略构想从战略认知、目标和布局上都力争“超越”传统冷战思维，也能够体现出冷战思维的不变本质和进化之处，如表1所示。暂且不论其“哗众取宠”的嫌疑，这一系列构想若付诸实践，实则既无益于中美任何一方，又会对国际体系演进构成重大负面影响。

譬如，凯南不认同美国对苏开战能达到战略目的，而是建议以威慑与诱导相结合的“反压”（counter-pressure）来修正苏联的行为方式，即在苏联外部营造一种形势，使其认识到哪些行为将符合他们的利益或不利于他们的权力，苏联领导人则会做出相应修改，而美国仅靠保持自我就能加速这个过程。《更长电报》也试图对华构建从外部遏制的形势，但着重于制定针对中国行为的禁止性条款，强调干预中国内政并压缩地缘空间，显著提升了战略竞争的攻击性。同时，作者主张摒弃战略执行中的“模糊性”，而削弱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将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风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认为，外交话语的模糊性可以减少对相关国家声誉的损害，既有试探功能，又能够为相关国家保留回旋余地。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实践中对“模糊性”的应用，无疑为其争取与苏关系缓和、中美合作等提供了便利。而《更长电报》对华极限施压只会使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且无法逆转，最终招致所谓的中美战略合作也将无从谈起。

然而，美国智库产出的以《更长电报》为代表的一系列对华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在拜登政府2021年后续的内政外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值得警惕的印证。

首先，拜登政府正大力修复美国在欧亚的同盟关系，且对华敌意浓郁。2月，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3月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与防长先后与日韩方开展“2+2”会谈，破坏区域稳定态势；5月美方宣扬“疫苗外交”，还在“北溪—2”项目问题上做出有利于德国的让步；6月拜登在访欧行程中，与英国政府签署巩固两国关系、共塑世界秩序的《新大西洋宪章》，并利用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国—欧盟峰会，提出恢复美国领导角色、强化西方联盟，以自由民主之名遏制“新时代的威胁”。

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和立法活动明确对华战略竞争关系。拜登政府部分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施压政策，通过加征关税、扩充企业“黑名单”、制裁个人及实体、提升美台关系等行政手段，在技术、规则、价值观、安全和金融等领域展开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同时也在一些全球治理和地区热点问题上进行有限度的合作。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部门此前相关声明宣称：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寻求通过外交、与盟友合作和增加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来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全球影响力”。

再次，重申在传统和新兴战略领域上的投入，渲染中美意识形态斗争。拜登政府3月3日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涉华表述达21处（涉俄仅6处），明确“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和与华战略竞合领域，要求在经济、军事、外交和科技等各方面维护美国于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战略优势。4月28日，拜登执政百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将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就像美国在欧洲的北约一样。”太空军司令部负责人视察驻日美军基地时，公开表示：“我们的步调威胁来自中国人”。在涉疆涉港问题上，拜登政府拉帮结派对华采取政治、经济和舆论施压，并借“公共外交”和“人权”幌子进行宣传渗透。

最后，力图逆转国内经济颓势，缓解政治和社会分裂，多举措提升美国实力。拜登政府以大规模经济刺激手段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安抚中产阶级和穷人群体。在种族分歧上表态明确、力促平等，还派出副总统哈里斯着手南部边境移民问题。加大科技投资，譬如《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授权拨款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单独批准支出54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等。

这些高度契合的实践印证不仅足以强调这份咨政报告及其战略构想的意义，美国智库的政治运作与政策营销能力已不容轻视，而且暴露出当前美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群体在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致面。虽然美国智库对华政策辩论呈现出互争短长的无共识状态，但又存在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改变对华接触政策这种共识性的战略认知，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冲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政治分裂等背景下，中美社会治理效能的鲜明对比无疑刺激了美国战略界转变对华认知并反思本国缘何衰落。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和胡佛研究所等知名智库，正逐步加大涉华研究的投入力度，研究议题也渐趋负面，更加关注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对抗性关系，对华态度的“冷战化”特征日益明显。美国智库这种伴随着话语引导和框定的发展趋势，显然会极大压缩缓和中美关系的社会舆论空间，构成未来两国战略竞争中的潜在风险。

六、结语

以大西洋理事会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智库，通过发布极具话题性的咨政报告影响公众舆论，其最主要的功能仍是利用大量的反华内容服务于西方话语体系。智库研究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具有特殊意义，无论《更长电报》等智库产品是否会对或是否已经对拜登政府及其幕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此类报告所体现出的冷战思维新内涵对于当前中国仍有反向洞穿对象国战略意图的有益启示，尤其是预见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下的风险点，从而设计应对措施。

首先，必须厘清美国政府和智库对于中美关系认识的“常量”与“变量”。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政府更迭也无法逆转对华消极姿态，中美战略竞争将是双边关系的长期状态。从该报告可见，在这一形势下即使是美国智库的对华强硬派也不敢轻言与中国完全“脱钩”，两国难免长期处于一种微妙状态。中美不可能完全“脱钩”是“常量”，美国对华战略合作的逻辑是“变量”（霸权护持还是友好协作），必然对两国竞合的范围、烈度及深度产生影响。中国并不排斥与美合作，也提倡进行公平公正的竞争，但美国反复试探中方底线（尤其是台湾问题）、挤压声望空间的风险始终存在。面对美国企图占尽便宜的霸权逻辑，“以竞争促合作”的方案可能会优于“以合作促缓和”的方案。

其次，美国新政府必将投入大量资源重振其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同盟体系。一方面，《更长电报》使用大量篇幅论述“伙伴”和盟友的权势、支持和地缘等要素对于美国实施新对华战略的重要意义，反映出当前美国智库存在一种较普遍的联盟反华共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既定“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破坏过于深刻，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又具备建构此类关系的传统偏好，拜登政府必然会着力修复美国的全球关系网络，利用关系网络“围堵”中国。这需要中国未雨绸缪地做好应对多元冲击的准备，借助双边及多边渠道阻滞反华集团的膨胀仍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周边的俄罗斯和韩国也是突破口。

再次，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话语之争将有增无减。这在该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虽然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零和逻辑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国家安全繁荣构成极大风险，但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进行积极主动塑造的所谓领导责任；不过，这套话语的背后仍是修复霸权秩序、塑造单极格局的战略目标，所以美国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这表明，美国外交将永久处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理念矛盾和实践冲突中，时刻损及其国际形象。中国对此要旗帜鲜明地坚定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以便更突出地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之义。

最后，必须加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更长电报》暴露出美国战略界冷战思维的丑恶本性，自我构造性地臆想出中国战略“脆弱点”，并以此攻击中国、强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方法不会只停留在书面，诱导舆论、势力渗透和煽动“颜色革命”是美国对华恶意外交的惯用伎俩。对于中国而言，在国际新形势下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和推进“四个自信”话语体系建设，要始终占据主导高位、掌握主动权，配合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的积极叙事，才能应对好《更长电报》为代表的美国进攻性软实力的多维冲击。

作者分别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